大流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不会过去。即使严格的隔离措施成功地把感染数量减少为一个月前的情况，一旦这些措施暂停后病毒仍然可能重新以指数形式传播。尽管当内部的紧张消退时情况几乎肯定会改变，但目前的情况——突发的宵禁，反复无常的隔离，越发恶劣的条件——可能会持续数月之久。为了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让我们从病毒的威胁中保护自己和彼此，思考大流行带来的危险和安全问题，面对一个从没有将维护我们的福祉摆在首位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这篇文章提供了处理病毒的医学建议；这篇阐述了互助的重要性。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美国的互助活动倡议列表，在这里找到德国的。在这里和这里了解罢租倡议的更多相关信息。在这里打印这篇文章的Zine版本。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介绍请看这个。

在病毒中生存

持续多年的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和治安形式可以为在大流行和它带来的恐慌中生存下去提供经验。

形成同质小组

对隔离的预期很多都和我们以前对生活的经验有关。生活在紧密联系的家庭和气氛快乐的集体住宅中的人的处境比婚姻破裂和独自住在大空房子里的人要好很多，这很好地提醒了我们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尽管核心家庭拥有住房的资产阶级式梦想和反映这种梦想的美国外交政策代表了安全的模范，但团结和关怀要比把整个世界都隔离在围墙之外的安全更重要。

“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决不意味着完全孤立。社会沦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不会使我们变得更安全。那既不能保护我们免受病毒的感染，也不能保护我们免受形势的压力，更不能保护我们免于资本家和国家当局准备进行的权力夺取。例如老年人在这个社会中已经处于不亚于病毒风险的危险的孤立状态；切断他们与他人的一切联系不会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以一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医疗安全和享受生活采取行动的集体能力的方式，融入到紧密联系的群体中。

选择一群你信任的人——分享日常生活的理想人选，具有相似的风险因素和风险承受能力。这是以在病毒中生存为目的的同质小组（affinity group），是分权式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你并不需要和他们住在一起；重要的是你可以通过和那些相处融洽的人共同分担来减少风险因素。如果你的小组太小，你就会陷入孤立状态——如果你生病的话这就尤其成问题。如果你的小组太大，你就会面临不必要的感染风险。

互相交流，直到你们就如何预防感染风险达成共同的期望。可以是完全的个人物理隔离，也可以是在公共场所触摸表面后记得使用洗手液。如果你们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你们在小组外接触病毒的风险因素，那么在小组内你们仍然可以拥抱、亲吻、一起做饭、触摸相同的表面。重要的是就你们愿意承受的风险级别达成共识，遵守既定的一套安全协议，并在新的风险因素出现时清晰地沟通。

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安全文化（security culture）——建立一套共同的的期望来将风险降至最低的做法。当我们面对警察的镇压和国家的监视时，我们通过在需要知道的基础上共享信息来保护自己。当我们面对病毒时，我们通过控制传染的媒介来保护自己。

完全避免风险是永远不可能的。关键是要确定你能承受多大的风险，并以这样的方式行事：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不会后悔，因为你知道自己已经采取了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与一个同质小组在一起生活会给你同时带来最好的谨慎和快乐。

有关在存在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安全的数字平台和其他同志一起继续组织的资源，请阅读这个。

形成网络

当然，你的同质小组无法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如果你需要的资源你们所有人都无法安全取得怎么办？如果你们都生病了怎么办？你们需要通过互助（mutual aid）的网络和其他同质小组取得联系，这样当网络中的任何一个小组不堪重负时，其他小组就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加入这样的网络之后，你可以在不需要承担相同的风险的情况下传播资源和支持。这个想法是当来自网络中的不同小组的人进行互动时，他们采用更严格的安全措施，从而将额外的风险降到最低。

最近甚至是政客都开始广泛使用“互助”一词。准确地说，互助并不是指像慈善组织那样单方面为他人提供援助的项目。相反，这是一种分权式的互相照顾，网络的参与者通过这种互相照顾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不是某种以牙还牙（tit-for-tat）的交易，而是交换关怀和资源，以此创造出能在困难时期维持一个社区的冗余和弹性。在能够长期和他人互相建立信任时，互助网络发展得最好。你不必认识或者喜欢网络中的所有人，但每个人都必须为网络付出足够的努力，共同的努力能够创造出富足的感觉。

初看之下互助的框架似乎会导向社会阶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即来自相同阶层、拥有相似资源的人们会互相吸引，以便从自己的资源投资中获得最佳回报。但来自不同背景的小组可以获得更广泛的不同类型的资源。在这些时候，经济上的财富可能远不如水管工的经验，说某种特定方言的能力，或者在一个你从未想过要依赖的社区里的社会关系有价值。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互助网络。

这里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纽带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而不是我们对他们的保护或者我们对他们的控制。那些专注于建立私人食物、装备和武器储备的人正在为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each-against-all）的世界末日做准备。如果你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个人的解决方案上，让周围的每个人独自为生存而战，那么你唯一的希望就是战胜竞争对手。即使你这样做了——那么当没有人能再向你开枪时，你将会是最后一个剩下来的人，而那把枪将是你可以使用的最后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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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危险的关系

一种新的潜在致命传染病的出现迫使我们所有人思考我们与危险的关系。有什么值得我们冒生命的危险？

反思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为了继续扮演我们在资本主义中的角色是不值得冒生命危险的。另一方面则是，互相保护、互相关怀、捍卫我们的自由和在平等社会中生存的可能性是值得冒生命危险的。

就像完全的孤立无法保证老年人的安全一样，尝试完全避免危险也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如果我们在所爱的人生病、邻居丧生、警察国家夺走我们所有的自主权（autonomy）的时候还在完全远离他人的话，我们并不会变得更安全。危险有很多种。现在可能是时候重新考虑我们为了过有尊严的生活，应该冒什么样的风险。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大流行的背景下度过各国政府和全球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所有不必要的悲剧——更不用说那些他们已经创造出的悲剧了。幸运的是，能让我们在病毒中生存的同样的体系同样也可以使我们站起来对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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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生存

让我们明确一点：极权主义不再是未来的威胁。世界各地正在实行的措施在各个方面都是极权主义的。我们看到政府单方面颁布法令，实行旅行禁令，24小时宵禁，名副其实的戒严令和其他独裁措施。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采取措施防止病毒在彼此之间传播，只是表示各国政府现在正在采取的措施是基于威权手段和威权逻辑的。想一想，投入到军队、警察、银行和股票市场的资源，比投入到帮助人们度过这场危机的公共医疗保健的资源要多得多。因为闲逛被捕仍然比做病毒检测容易得多。

正如病毒告诉了我们有关我们以前的生活——有关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我们的住房——的真相一样，它也告诉了我们，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专制的社会里。大流行的到来只是使它正式化。法国在街道上部署了100,000名警察，比在黄背心（gilets jaunes）抗议活动高峰期部署的警察多了20,000名。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和希腊—土耳其边境，需要庇护的难民被拒之门外。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成群的警察在空旷的街道上袭击慢跑者。

在德国，汉堡的警察利用了这一情况将难民驱逐出了一个自行组织搭建的已经立了好几年的帐篷。柏林的警察仍然威胁要驱逐一家无政府主义者集体酒吧，尽管他们已经进行了隔离。在其他地方，穿着全套大流行暴风突击队礼服的警察突袭了一个难民中心。

最糟糕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普通民众的默许下发生的。当局几乎可以以保护我们健康的名义做任何事——甚至杀死我们。

随着形势的恶化，我们可能会看到警察和军队使用越来越致命的武力。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他们是唯一能够进行大型自由集会的人。当警察团体是唯一能够聚集起来的社会团体时，没有什么词比“警察国家”更能形容我们生活的社会形态了。

有迹象表明数十年来事情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资本主义过去一直依靠大量的工人从事工业劳动——因而它不可能像当今这样廉价地对待生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自动化使其减少了对工人的依赖，全球的劳动力在不断地转移到服务业，从事的工作对经济不那么必要，因此安全性和报酬都较低，而政府则越来越依靠军事化的警察暴力来控制动乱和愤怒。

如果大流行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可能会看见更多的自动化技术——无人驾驶汽车对资产阶级的威胁比对优步（Uber）司机更小——而失业的工人会被分割成镇压行业（警察、军队、私人安保、私人军事承包人）和为了赚几分钱被迫冒很大风险的不稳定工人。我们正在加速进入这样一个未来：一个由数字化连接的特权阶级孤立地从事虚拟劳动，而一个庞大的警察国家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那承担了大多数风险的下层阶级的伤害。

亿万富翁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已经为亚马逊（Amazon）增加了100,000个工作岗位，可以预见他的公司会使很多地区的本地商店倒闭。同样的，尽管全食超市（Whole Foods）的员工在服务行业面临着持续的风险，贝佐斯仍然不会给他们带薪休假——虽然他会在四月份给他们加薪2美元。简而言之，他仍然认为员工们的生命一文不值，但他承认他们的死亡应该得到更好的赔偿。

在这种情况下，反抗是必然的。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些旨在安抚民众的社会改革——至少是一些为了缓和大流行影响的暂时性措施——但这些改革将伴随着不断增长的国家暴力。竟没有人能想象没有这样的暴力的存在，因为它被误解成了我们健康的保护者。

事实上，国家本身是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东西，因为它迫使资源分配得极不均衡，迫使我们面对这如此不均衡的风险分配。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我们就不能只要求更公平的政策——我们还需要使国家的权力失去合法性并削弱它。

抵抗策略

为此我们将总结一些已经开始的抵抗策略。

罢租（Rent Strikes）

在旧金山，住房集体40号站（Station 40）率先单方面宣布罢租来应对这次危机：

“当下的紧迫性要求采取果断的集体行动。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和关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区。现在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拒绝负债和被剥削。我们不会为资本家背负这种重担。五年前，我们挫败了业主驱逐我们的企图。我们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的邻居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团结一致。我们再次在那个网络上呼唤。我们的集体感觉到整个湾区的临时避难所自午夜起已经做好了准备。此刻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团结行动就是所有人一起罢租。我们将支持你们，正如我们知道你们将支持我们一样。休息，祈祷，互相照顾。”

对于数百万无法支付他们的账单的人来说这是必要的。数以百万计的靠薪水而活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无力支付四月份的租金。支持他们的最佳方法就是所有人开始罢租，这样当局就无法针对每个不付钱的人。在无力挣钱的时候，银行家和业主不应该继续从租户和抵押贷款中获益。这是常识。

这个想法已经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开始传播。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当地分会正在推进一个COVID-19罢租宣誓。Rose Caucus正在呼吁人们在疫情爆发期间暂停支付房租、抵押贷款和公用事业费用。在华盛顿，西雅图罢租在呼吁同样的事情。芝加哥租户威胁要与奥斯丁、圣路易斯和德克萨斯州的人们一起举行罢租。在加拿大，多伦多，金斯敦和蒙特利尔都有组织。其他还有散发文件呼吁罢租和罢抵押贷款。

若要使罢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这些运动中的其中一项必须取得足够的声势，以使大量的人能够确定如果他们决心参与其中的话不会陷入困境。然而，比起等待一个群众组织从上层协调大规模的罢租，不如从底层开始努力。权力集中的组织往往在斗争的早期就会妥协，削弱了这种运动力量的自主性努力成果。我们避免这种情况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建立一个网络，不管上层做出什么决定这个网络都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劳工和交通部门罢工

圣纳泽尔大西洋造船厂（the Atlantic shipyards in Saint-Nazaire）的数百名工人昨天举行了罢工。在芬兰，公交车司机拒绝收取乘客的付款以保护乘客免受感染的安全性，并抗议他们面临的风险，这个过程表明公共交通可以是免费的。

如果说存在一个能让处于困境、岌岌可危的工人阶级通过罢工和停工来展示力量的好时机，那就是现在。这一次许多大众也会赞同，因为日常业务的中断也可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比起试图通过提高工资来改善特定员工的个人情况，我们相信最重要的事是建立一种可以中断日常业务、破坏整个体系的网络，并为另一种生活和联系方式的革命性引入指明方向。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容易想象废除资本主义，而不是想象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被改革，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满足我们的需要。

监狱暴动

巴西和意大利监狱里的暴动已经导致了数起越狱事件，包括大规模的粤语。这些囚犯的勇气应当提醒我们，所有被排除在公众视线之外的这些目标人群在这样的灾难中会遭受最大的痛苦。

这也可以激励我们：当整个世界变成牢房的矩阵时，我们与其服从命令并躲在角落里，不如通过集体行动来从中脱离。

https://twitter.com/bnonews/status/1239708674626650115

扩展阅读

Ten Premises for a Pandemic—”A pandemic isn’t a collection of viruses; it is a social relation among people, mediated by viruses.”

Ask a Different Question: Reclaiming Autonomy of Action during the Virus

Monologue of the Virus: “I came to stop the machine whose emergency brake you couldn’t find.”

For a Solidarity-Based and Militant Approach to the Virus